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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微信公眾號2013年11月24日，上海已經有點冷了。負責上海外高橋的首次文物拍賣的品藏拍賣總經理葉青顯然更緊張，擔任本場拍賣師的他甚至忘記了帶拍賣槌。最終，93件拍品成交73件，成交率81%，成交總量886.46萬元。從各方面看，這是一場失敗的拍賣。
2013年12月1日，蘇富比北京首場拍賣以2.27億元的成交額落幕，成交率79.4%，超出拍前估價(1.23億)近一倍。但其中保稅拍品僅9件，占拍品總量的6.4%。而這9件保稅拍品之所以能上拍，得益于蘇富比與歌華文化共同在北京保稅區建立的合資公司。
從上海外高橋自貿區要成立的消息開始，江湖上就開始流傳著各種關于自貿區拍賣取消各種限制、免除稅負的傳聞，藝術品市場也都翹首企盼，蠢蠢欲動。可現在看來，無論是廈門還是北京，比上海的情況并沒有樂觀許多。伴隨著這三地的保稅區(自貿區)拍賣的結束，人們原本對保稅區(自貿區)的“殷切期望”也變得灰暗。
關稅讓海外藝術品難進關
從目前來看，很大程度上，不合理的稅收政策限制了國內藝術品市場的發展。
按照法律規定，我國海關對一百年以上的文物是免征關稅的，但前提是這必須得到我國相關文物部門的鑒定。而對于很多海外的藏品來說，想得到鑒定要首先“入關”，但保稅區(自貿區)屬于境內的“關外”區域，我國文物部門不能進行鑒定工作，而且文物部門也不認可國外機構的鑒定結果。法規與制度上的溝通不暢，讓這些海外藏品“凈身入關”變成奢望。
既然無法得到“免稅身份”，海外藏品從進入中國大陸境內的那一刻起，就要面對各種繁重的稅賦。按照目前的稅收政策，與中國簽訂優惠貿易協定的國家，藝術品原作的進口稅率為12%。政策還規定，藝術品的完稅價格是落槌價格加拍賣行傭金的最終購買價格。
如果大陸藏家在拍場上以100萬元落槌價格競得一件海外藏品，那么此藏品在海關面前的完稅價格就變成了115萬元。如果能證明該藏品為百年文物，則免關稅;如若不能，該藏品在進關時必須已完稅價格繳納12%的關稅。對于藏家來說，僅關稅一項花費就達13.8萬元。
關稅相對來說還是小數目，更讓藏家頭疼卻不得不接受的的是多種稅賦疊加之后的增值稅。對于藝術品市場來說，增值稅的計算理應按照除去賣家成本和傭金成本之后的增值部分的金額計算。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為了省時省力，藝術品增值稅完稅價格為“落槌價+傭金+關稅”，落槌價為100萬元的藏品此時的價格就變成了150.696萬元。
于是，藏家在拍場舉牌時以為100萬元就能將藏品收入囊中，但其實不然，100萬元只買到藏品的2/3。
如果再加上營業稅或滯納金等其他費用，稅率則會更高，藏家所承擔的成本負擔也會更重。
隨著經濟、文化的不斷進步，國內藝術品市場發展迅猛，越來越多的海外藏品的回流大陸。面對如此沉重的稅賦，藝術品市場的各個機構和大佬實在是心疼，畢竟錢都不是大風刮來的。“地主家也沒有余糧啊!”
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適時出現，“拯救了”那些需要入關的藝術品。低價報關、修改貨物品類、無申報闖關、秘密****等不法行為成為海外藝術品入關避稅的常見方式。而2012年4月海關掀起的查稅風波，讓一大批機構和大佬受此連累，與此同時，藝術品稅負過高的問題也重新成為討論的熱點話題。
誰在期待保稅區
前不久，萬達集團在紐約佳士得以1.72億人民幣(約合2816.5萬美元)購得畢加索《兩個小孩》引得藝術市場一片嘩然。這件作品的估價是900-1200萬美元，而最終成交價格超出估價一倍多。人們在驚訝于萬達如此大的手筆的同時也在擔心，這要是運回國內得花多少錢?
按照本文上述的稅率構成計算，如果萬達集團將“兩個小孩兒”帶回國內，僅僅關稅和增值稅兩項稅賦就高達4988萬元人民幣，這個價錢幾乎可以買到藝術品市場上任何一位重量級藝術家的作品。
在今年的9月19日，蘇軾墨跡《功甫帖》以822.9萬美元在紐約蘇富比“中國古代書畫精品”拍賣會上成交，買家為劉益謙。在經歷短暫的興奮之后，劉益謙又為如何將這幅《功甫帖》帶回國內而感到憂慮，帶給他憂慮的正是高額的稅賦，近1500萬元。
而且劉益謙買入海外藏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為其購買的絕大部分藏品均會陳列在他自己創建的“龍美術館”并向公眾開放。
民營美術館作為非營利性的公益組織，在當前的國內環境下自身運營都存在入不敷出的尷尬局面，但其用于向公眾開放以及用作公共教育的藝術品仍需承擔一系列沉重賦稅，這給美術館的發展和推動藝術公共教育帶來很大障礙，也錯失了很多世界級藝術品進入中國的機會。
最終，劉益謙不得不將《功甫帖》“借道”香港，并以“借展”的方式將《功甫帖》帶入大陸進內，陳列在龍美術館。
“十年前的蘇富比香港拍賣會中，大陸客人可能會占到10%左右，但現在，大陸的買家至少占到1/3以上。”這是蘇富比亞洲區總裁程壽康在接受采訪時提供的數字，從這里可以看出，發生變化的不僅是大陸藏家，那些國際巨頭越來越對中國大陸這塊市場顯示出極濃厚的興趣。而前兩天結束的蘇富比北京首拍中，那件創趙無極作品拍賣紀錄的《抽象》正是由中國大陸藏家所創造的，此件《抽象》也正是9件“保稅拍品”中的其中一件。
隨著趙無極作品的拍賣紀錄的誕生，借助保稅區(自貿區)的政策，也許會有更多拍賣紀錄誕生在中國大陸。
而對于國外拍賣行來說，海外藝術品以保稅的方式進入大陸，將有利推動進行海外藝術品的本土化運作，因為保稅政策的存在，國外拍賣行在向大陸藏家推薦西方藝術品的時候成本更低，也更容易將西方的收藏觀念帶到大陸。與此同時，除本次保稅拍賣外，蘇富比還帶來了近13億元人民幣的西方藝術品和珠寶私人洽購展，包括一件估值訂價超過5000萬美元的倫勃朗《雙手叉腰男子像》。
對此，上海泓盛拍賣有限公司董事長趙涌評價道：“這(保稅政策)將有利于這些國際拍賣巨頭運作更多的西方藝術品到中國來，甚至利用他們的影響力，主導整個國內藝術收藏市場往西方藝術品方向傾斜。”
京滬廈三地保稅區各有千秋
在當前，大陸共有三個文化保稅區域，分別是北京天竺綜合保稅區、廈門象嶼保稅區和上海外高橋自貿區。
作為最早進行了自貿區拍賣試驗的廈門象嶼保稅區，所以靠的是廈門政府政策和行政效率的支持。一方面廈門所處的區域可以利用兩岸文化交流的便利，學習到一些先進的操作模式，并借助地方政策容忍度較高敢于先行先試。另一方面縮短審批時間、簡化審批程序，也是的象嶼保稅區的探索更加寬松和自由。雖然目前沒有財政上的補貼，但也許綜合配套的改革才是目前的重點，畢竟有時候錢不是萬能的。
而在此進行首拍的華辰拍賣董事長甘學軍對象嶼保稅區的規劃也很認可，他認為象嶼保稅區沒必要去拼規模、拼投入，“廈門保稅區的定位應該是小而精，重要的是做好藝術品保稅交易的服務平臺和標準體系，把做好服務放到第一位。”
相較于廈門的保稅區建設模式，北京天竺保稅區是一個在政府支持下，企業歌華文化主導的項目。從計劃投資50億元，到2012年3月掛牌成立，天竺保稅區的一舉一動都為業內所高度關注，而去年香港蘇富比與歌華文化共同成立蘇富比(北京)合資公司更是轟動一時。
在自貿區的建設上面，大部分投資都是有歌華文化獨立承擔，動用了股權、銀行貸款、甚至外國政府間軟性貸款等多種方式。而政府方面除了資金，其他方面對歌華文化的支持可謂仁至義盡。北京歌華文化發展集團的總經理助理、國家對外文化貿易基地項目負責人王昱東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政府在土地價格上、建設相關的審批程序上都給了很大支持。比如地方稅收的減免或返還，甚至在人才引進、住房、就學方面給予支持，北京市推動文化產業每年有100個億的帶動資金，對文化產業發展的扶持程度，北京是毫無爭議的。”
對于上海外高橋自貿區來說，成立時間最晚，引來關注最高，甚至被人們寄予了“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的重任。在外高橋自貿區里進行的藝術品交易，主要依托于上海外高橋國際文化藝術有限公司所運營的上海國際藝術品交易中心。
目前，計劃中的具備恒溫、恒濕、超級安保條件的5000平方米藝術品倉儲展示區已經完全建好，設施參照國際一流藝術品倉庫水準建設。為了滿足倉庫內不同用戶的需求，整個倉儲空間還分為一般倉儲、展示區和8個VIP定制展示包廂間。整個藝術保稅區品倉庫會提供全天候的視頻監控信號和定時巡邏安保服務。
對于外高橋自貿區來說，最具吸引力的莫過于不用繳納最高達40.4%的藝術品質押保證金。同時，在海外展示的藝術品還可以實現現場銷售，回國后再補交相應關稅。上海外高橋國際文化藝術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胡環中介紹道：“上海國際藝術品交易中心可為藝術品提供簡便的清關服務，并且對存放在保稅倉庫內的物品不會征稅，這一優勢使得中心在當前激烈的國內藝術品市場競爭中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保稅區政策仍有待放開
如此看來，位于三地的風格迥異的保稅區(自貿區)表面上看起來都很美，都讓人充滿希望。事實是這樣嗎?
好像不是。
無論地理位置多么便捷，不管硬件設施多么完善，也不論政策服務多么到位，最最影響藝術品市場的關鍵因素――“稅”的問題，依舊沒有解決。只要藏家購買的海外藝術品拿回家里要收稅，要收錢，哪些政策和探索幾乎等于零。
對藏家來說，如果將購買的海外藝術品留在境外，或者留在保稅區(自貿區)，雖然可以節省近30%的各種稅賦，但仍然要承擔額外的倉儲和物流成本。
而且重要的是，對于那些真正的喜歡藝術、以收藏為愛好而非投資的藏家來說，藝術品不能帶回家展示和把玩，這無疑是一種痛苦。那么就有可能還會出現低價報關、修改貨物品類、無申報闖關、秘密****等不法行為，這與沒有保稅區(自貿區)有什么區別?
如果僅僅在政策上有所改變，而不解決錢的問題，保稅區(自貿區)概念將仍然只是“看上去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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