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文物”已經變味
近年來,如圓明園獸首之類的海外文物屢被熱炒,“海外回流文物”一度成為中國藝術品市場最光鮮的拍品。從乾隆轉心瓶到黃庭堅的《砥柱銘》,橫空出世的天價拍品讓許多投資型藏家艷羨追捧不已。但天價的背后,其實隱藏的不只是古董商的投機炒作,還有各種各樣早晚得炸響的“雷”。
南京藏家張先生最近四處打聽,想要把自己前些年從海外拍賣行拍回來的明代青花大罐賣出去。但令他吃驚的是,當初花上百萬美元抱回的寶貝,現在的估價卻不到百萬元人民幣。更讓他沮喪的是,一度對“回流文物”趨之若鶩的國內拍賣行,如今態度卻相當冷漠,其不愿接盤的理由是“無法保真,且估價過高無人接手……”
和張先生藏品縮水相比,杭州企業家宋先生的遭遇更慘。原來,當他把早年在國外收購的青銅器拿去估值時,被多位專家一口認定為贗品,近千萬元的投資全打了水漂。
事實上,像張先生和宋先生這樣的民間投資型藏家的遭遇,近年來越來越多。他們大多缺乏專業知識,又對海外回流文物抱有高額回報的幻想,最終只能自己吞咽苦果。
從明代鄭和下西洋開始,中國藝術品就流傳海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數據顯示,在47個國家的200多家博物館中,就存有中國文物164萬件,民間收藏更是館藏的10倍之眾。粗略統計,過去20年間,通過拍賣回流的文物超過10萬件。而在目前的中國內地拍賣市場,海外回流文物已超過30%,利潤也占到50%。在這些回流的藝術品中,當然不乏珍貴的文物精品,但更多卻是高溢價的平庸藏品和大量贗品。
曾任文化部藝術品評估委員會首屆委員的裴光輝,2003年以個人身份開辦了中國內地首家文物鑒定工作室,成為第一個“不吃皇糧”的職業文物鑒賞家。在接受本報記者的采訪中,他表示,七八年前還是國內拍賣行招徠買家金字招牌的“海外回流文物”,如今已經“變味”,大有“臭大街”的意思了。
“‘海外回流文物’這個概念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從國外或中國港澳臺拍賣行競拍獲得,然后帶回中國大陸的拍品;其二是國內拍賣公司到國外或中國港澳臺征集,然后拿回大陸拍賣的拍品。這兩種‘回流文物’均存在贗品,且比率不低,還呈逐年升高趨勢。比較而言,第二種情況下的贗品率要高于第一種情況。”裴光輝說。
而一些拍出天價的回流“國寶”,其實也不能輕信。對于這背后的利益輸送,裴光輝表示“一言難盡”。“近10年來,回流天價‘國寶’的贗品率也相當高,2005年拍出1568.8萬英鎊(約合2.3億元人民)的‘元青花鬼谷下山圖罐’、2010年以4.368億元成交的所謂黃庭堅書法《砥柱銘》,和以5160萬英鎊成交的‘清乾隆粉彩鏤空瓷瓶’等都是漏洞百出的回流天價拍品。”裴光輝解釋,其中《砥柱銘》在拍賣之前就被某國銀行設計為一款信托資金高達4.5億元的金融產品,給投資者帶來的經濟風險不言而喻。而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大型國有機構更熱衷于藝術品投資,大量藝術品投資基金因此誕生。
更可怕的是,一些大的拍賣公司有意將粗劣的贗品當“國寶”拍回。“近日圈內議論紛紛的一件據稱是從日本回流的‘北宋汝官窯盞托’(中國嘉德香港2013春拍,編號0414),”裴光輝說,“這是一件連精美都談不上的仿汝瓷贗品,造型呆板僵硬,修胎粗糙,釉面火光四射,與宋汝瓷內斂的寶光差距甚大。”但這樣一件粗劣得連拍賣行都沒有確認其為宋官窯或汝窯底氣的低仿品,卻被國內某專家斷定為“北宋汝官窯盞托”,最終以517.5萬港元被該專家拍回。而該拍品此前估價僅為60萬-80萬港元,標注也只是“12世紀高麗翡色青瓷五瓣花形盞托”,而并非宋官窯或汝窯。
而中國買家在海外的不理性購買行為,還遠非如此。常在海外游歷的著名藏家顏明就對本報記者講述了一個撿漏變血拼的故事:法國一家小拍賣行一本佚名無款的《織貢圖》冊頁,既未入《石渠寶笈》,品相也不好,竟然拍出了6000多萬元人民幣的天價,“該價格即使在國內也是難以想象的。”
“新古董出口”利益鏈
文物回流后,除少部分進入各博物館,相當大一部分進入藝術品市場,多半上了拍賣會,少部分則貼著洋標簽擺在古玩店里售賣。其中真正有價值的回流精品,藏家回購后大多珍藏,很少再拿出來交易。
在中國藝術品拍賣和收藏市場,贗品橫行,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近些年,造假作偽更蔓延至海外,大量贗品由此產生。裴光輝在談及這些贗品的產生時表示,這些贗品大多是“出口轉內銷”,“這些贗品大多是中國大陸制造的,少數是國外或中國臺灣制造。”
贗品最多出自書畫、瓷器、青銅器、玉器、硬木家具及工藝品五大類。“瓷器贗品主要出自景德鎮;書畫贗品主要出自河南、江浙和山東;青銅器贗品出自河南和陜西;玉器贗品多出自遼寧、安徽和江蘇蘇州;硬木家具及工藝品多出自廣東中山和福建仙游。”
另外,馬來西亞和中國臺灣從上世紀70年代起,就仿造了不少元代青花瓷,有一些被當做元青花真品捐贈給國內博物館,這些贈品部分是在海外拍賣行上拍時的流拍品。另外,17世紀以來荷蘭代爾夫特、德國邁森和日本伊萬里瓷器,都有大量仿造中國瓷器的作品,這些作品也被當做是中國明清瓷器“回流”。
那這些產自各地的贗品,又如何搖身一變成為“回流文物”呢?裴光輝表示,這其中有一條長長的“新古董出口”利益鏈。
“內地制造的贗品,先經包括拍賣行在內的古董商以‘仿古工藝品’送出海外。一到海外,古董商便讓它們變身為‘文物’,或‘自我征集’帶回國內拍賣,入關的手續則成為‘回流文物’的憑證;或委托海外拍賣公司拍賣,自我拍回后再到國內拍賣,就完成了‘回流文物’的系列操作。業內因此稱此類‘回流文物’為‘假海龜’。”
除此之外,還有“真海龜贗品”,就是回流的所謂文物其實是早年流傳至海外的清代至民國的贗品,但被當成真品帶回。“如故宮曾重金從香港拍回一件號稱明代成化的青花獅子鈕蓋罐,其實是近代仿成化的贗品。”
著名拍賣行也埋雷
對古玩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收藏講究“來源分明,著錄有序”,而那些回流文物因為貼著洋標簽,便對中國買家構成致命的吸引力。正是看準了中國買家的這種心理,海內和海外造假者及古董商埋下了一個又一個“雷”,等待著盲目淘寶的中國買家上當。
在日本、美國、英國甚至伊朗等國,處處布滿文物買賣的“雷”。中國內地一些投資型藏家在經驗閱歷缺乏、信息與資源不對稱的情況下,很容易進入雷區落入陷阱。業內人士表示,那些市場曾經熱炒的“明清官窯瓷”、“鎏金銅佛像”等,不過是那些炒家淘汰的“垃圾藏品”。
更可怕的是,許多著名的拍賣行,也加入到埋雷的大軍中。據一位中國內地古董商爆料,一家有200多年歷史的英國著名拍賣行,印刷精美厚重大圖錄上的東西卻“全是新的,都是最近幾十年的東西”。
采訪中,裴光輝也表示,即便是世界著名拍賣行也保證不了拍假和假拍的存在。“海外藝術品市場經數百年的探索和實踐,已十分成熟和完善,但這僅僅是在制度方面。制度保證了拍賣行暗箱炒作、徇私舞弊的空間十分狹小,但制度遏制不了人性的貪念,制度也不可能自動產生高水準的鑒定家。當然,從比率上看,他們拍假的情況要遠高于假拍,而中國內地則拍假和假拍比率都高。”
難怪近年來高仿品,在國外拍賣行被當做真品拍賣的情況屢見不鮮。對于其中的原因,裴光輝認為,“海外拍賣行的鑒定人員,普遍缺乏對日新月異的中國內地高仿品作偽手法的跟進,對中國文物的鑒定思維和鑒定方法也比較落后,許多國外專家對中國文物的鑒定還停留在霍布遜年代。”而內地古董商,則充分利用國外拍賣行對中國文物鑒定的先天不足和認識局限,將大量高仿品送去國外拍賣行“鍍金”,然后再以“回流文物”的身份,流回中國買家的手中。
一位跑遍歐美各大古玩市場的藏家程先生表示,“歐洲古董商比較誠實,但由于文化的差異,多數老外看不懂中國古代藝術品,鑒別時經常打眼。在推銷贗品時,他們也真誠無比,因為他們自己就認定那東西是真的。”其中一個著名的案例是,晚清時河南禹縣有一蘆姓的人擅長仿造宋鈞窯瓷器,但英國人看不懂,買回去當中國國寶放在了大英博物館。
“洋漏”還能撿得著嗎?
國內買家大量海外淘寶的原因,主要是國內和國外藝術品的價差。近年來國內古代藝術品不但價格水漲船高,且贗品眾多,撿漏幾乎不可能。而國外在早年間價格確實較低,也有一些漏可撿。但十多年過去,海內外的這種價差還存在嗎?“洋漏”還能撿得著嗎?
“10年前去海外淘寶時,還有可能用比國內便宜兩三成的價格買到一些古董。”顏明表示,外國古董商因為對中國古董了解有限,也不太知道它們在中國市場的價格,出價因此相對較低。
“但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世界兩大拍賣行佳士得和蘇富比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機構,中國古代藝術品早已成為它們重要的拍品。而一個個天價的誕生,也讓外國人了解了中國古代藝術品的價值。”
“去年我去參加紐約蘇富比秋拍,發現中國藝術品尤其是中國古代書畫,高價位都是電話委托拍下的,而買家幾乎都來自中國大陸。可見中國藏家逐鹿海外拍場的局面已經形成。”顏明認為,信息的透明使國內外拍賣價格基本對接,想在海外撿漏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常年跑國外的古董商楊先生更明確表示,目前去海外“跑價差”已毫無意義,“早在2002年時,中國文物藝術品的價格,已由國內高于國外變為國外高于國內了。”
不僅無漏可撿,中國買家在國外買東西還常常容易買貴。有過多次親赴海外尋寶經歷的文化部藝術品評估委員會上海工作站主任陳海波告訴記者,和上世紀90年代相比,現在海外市場的中國藝術精品已非常罕見。在一次意大利之行中,陳海波走訪了很多古玩市場和藝術品商店,在一個私人商店看了七八十件中國古董,也沒發現一件值得收藏的精品。不僅如此,“當地商人看到中國人來了,價位卻開得很高。”市場上還充斥著大量贗品,一不留神,撿回來就是一大堆贗品。